明者防禍于未萌，智者圖患于將來。

被譽為“睜眼看世界第一人”的魏源，曾專門論述“鄙夫”之患。在魏源眼中，“鄙夫”之患是歷代亡天下的大患。

魏源在其《默觚·治篇》中談道，晚清中有一批“便文畏事窶陋之臣，遇大利大害則動色相戒，卻步徐視而不肯身預”。這些“嵬瑣中材”，“以推諉為明哲，以因襲為老成，以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”。這些人“方托老成文學，光輔升平，攻之無可攻，刺之無可刺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已不與其責焉”。魏源斥責這些人為“鄙夫”，危害甚于強藩、外戚、宦寺、權奸等。

“鄙夫之害治也，猶鄉愿之害德也。圣人不惡小人而惡鄙夫鄉愿，豈不深哉!”“鄙夫”的病根在哪里呢?魏源對此揭露，“鄙夫胸中，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，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材為何物;所陳諸上者，無非膚瑣不急之談，粉飾潤色之事”。在封建社會，這樣的人自然不能內匡君德、外匡君政。

歷史的告誡值得今人深思。“鄙夫”多了，擔當之人少了，就可能導致亡國之患。據史書記載，1812年仲夏，臺灣知府汪楠抓了一個傳教人，供出一個驚人的情報，次年中秋節，天理教教徒要攻打紫禁城，汪楠怕給自己惹事，便把事情給壓下去了。1813年初夏，豫親王裕豐也得到相似消息，但他怕引火燒身也給壓了下來;同樣，九門提督吉倫連續接報也不予理睬。事發前一天，兵部尚書兼順天府尹劉镮之接到奏報，但正與客人觥籌交錯，便把奏事人草草打發，繼續喝酒……后來便發生了清史上的“癸酉之變”，也是清朝由盛轉衰中的標志性事件。在這件事情中，不難看出汪楠、裕豐、吉倫、劉镮之等人皆為“鄙夫”，“鄙夫”之患由此可見一斑。

我們黨歷來都反對“鄙夫”，也痛恨“鄙夫”的存在，從來都把“鄙夫”之患當作一種重大風險來防范。但仍有少數黨員干部不愿擔當、不愿作為，有的為了自身安全，什么事都不愿干、不想干;有的信奉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即使看到風險危機也置之不理;還有的在困難面前拈輕怕重，是非面前不敢斗爭;更讓人擔憂的是，在一些單位還出現了“誰提議誰多干、誰能干誰多干、誰心軟誰多干、誰老實誰多干”的怪現象，等等。諸如此類問題如果解決不好，必然會降低我們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的能力。對這種麻木不仁、不敢擔當，不愿作為、不會作為的現象，必須要旗幟鮮明進行斗爭。

備豫不虞，為國常道。增強憂患意識，做到居安思危，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。防范化解重大風險，最終要落到每位黨員干部身上，要靠黨員干部主動作為、真抓實干。就目前情況來看，我們要防范化解政治、意識形態、經濟、科技、社會、外部環境、黨的建設等多個領域的重大風險，要求每名黨員干部都不能有絲毫懈怠，都要自覺做到守土有責、守土負責、守土盡責，把政治責任體現在防范風險上，把擔當精神體現在穩中求進上，敢于擔當任事，永葆斗爭精神，絕不允許“鄙夫”之患的發生。(桑林峰)

關鍵詞： 鄙夫 當心 發生